今年8月至10月，最高检举办2023年全国检察机关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竞赛，其中，检察侦查和执检相关模型获得一、二、三等奖的各3个。此次活动中展示的模型，均为竞赛中的获奖模型。

“要破解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对象多、构成复杂，执行主体多、过程长的难题，解决数据来源、数据治理、数据运用的问题，通过数据碰撞实现对被监管人员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在演示现场，大家参观了长沙市星城地区检察院派驻市看守所检察室，观看了《数字赋能·星检有为》视频短片，听取该院数字检察建设情况汇报。浙江、湖北等9省检察机关通过讲解汇报、现场演示等方式，全面展示了检察侦查与刑事执行检察法律监督模型的基本概要、模型应用、具体成效等情况。

“今年年初，我们建成‘1平台（刑事执行检察大数据平台）+3系统（视频监控AI智能分析系统、无障碍约见检察官系统、远程谈话系统）+N法律监督模型’的数字检察体系，为刑事执行检察增添数字‘大脑’。巡回检察中，充分发挥数字检察体系优势，精准锁定监督线索。”长沙市星城地区检察院检察长宋宽馀介绍，今年5月，该院开展社区矫正巡回检察时，紧盯社区矫正对象再犯罪、违反监督管理规定等情形，调取社区矫正、交付执行、出入境、再犯罪、交通违法、强制隔离戒毒等核心数据30余万条，通过构建法律监督模型，提出书面监督意见400余份，监督收监执行28人，办理的社区矫正对象田某某撤销缓刑监督案入选最高检第三批社区矫正法律监督典型案例。

湖北省检察院二级检察官李雪君在演示模型时介绍，今年3月，该院自主研发刑事诉讼环节虚假立功法律监督模型，通过数据碰撞，查找异常情形，推送虚假立功案件线索，取得较好效果。“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的应用，是科技引擎驱动检察侦查与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向纵深推进的具体体现，实现数字‘聚能、赋能、增能’，让法律监督的阳光照进‘隐秘的角落’。”殷翠平说。

“实践中，监管民警为被监管人员‘捎买带’、通风报信，这些职务违法犯罪行为较难发现，且调查取证与讯问突破都非常困难。对此，我们充分挖掘监控视频的数据价值，研发了智能分析监管视频数据的‘捎买带’、通风报信类案监督模型，实现了检察侦查和刑事执行检察大融合。”山东省济宁市城郊地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张庆立介绍，该院通过该模型发现有价值线索20余条，立案侦查4人。

“党中央高度重视数字化、大数据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大数据赋能检察侦查和刑事执行检察监督，是更好承担社会治理检察责任、维护司法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袁爱平认为，检察侦查与刑执检察和数字检察工作高度契合，大数据赋能有助于发现问题、精准监督、提升质效、强化治理。

“检察机关在探索大数据赋能检察侦查和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极大提升了监督质效。”江帆认为，数字检察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数字中国在检察机关的具体体现，检察机关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深入实施数字检察战略，以数字革命赋能法律监督，通过构建法律监督模型，为司法办案插上数字化翅膀，促进高质效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推进检察工作现代化。